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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永年:做智库第一要务不是追求影响 而是说真话

专题:郑永年:做智库第一要务不是追求影响而是说真话

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

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

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“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6”于3月19日-21日在北京举行。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出席并致辞,做智库的第一要务就是说真话,说真话也许有影响,也许没有影响,说真话有人喜欢,有人可能恨你,但是做政策研究的人,第一要务不是追求影响,而是说真话。

以下为演讲实录

郑永年:谢谢李扬院长给这个机会讲讲智库。实际上我做中国政策研究已经很多年了,但是现在中国很多政策现象我不是那么能看得懂。举几个例子,我们的政策,国有企业老总工资成功减下去了,但是国有企业老总不干活了。政商关系,以前旧的政商关系不好,但是现在搞的没有政商关系了,政府官员和企业家不敢碰面,更不敢吃饭了,经济怎么发展?改变计划生育政策,可以生二胎,但是很多人不想生了。还有现在因为老龄化,要延长退休年龄了,在东亚的环境里面,新加坡、日本大家都经历这样的,大家都非常开心,因为人的寿命长了,多干几年是好事,但是中国一提出来,中国反弹很大。我一直关注中国政策的变化,我们现在的政策看起来满天飞,我也是有一个博士学位的,很多政策看起来,一个没消化,第二个就来了,第二个没消化,第三个就来了,很多很多。

我到中国各个地方政府去,地方政府最头疼的就是文件太多,我们一个文件没读完,第二个文件就下来了,一个文件没消化,新的文件又来了。新旧文件之间也不是那么一致性,充满着矛盾。我总觉得我们的政策研究,当然李院长不好意思,他们写了很多非常有用的,非常好的一些政策报告,我总觉得我们的政策研究可能不能产生有效的政策支持。当然每个国家的智库扮演不同的作用,我们国家是知行合一,我们现在知和行之间脱节非常厉害。好多政策很难转化为现实,原因很多,我觉得我们都是研究政策的,我们得自我反思,我们做政策研究为什么不能产生很有效的政策支持?当然也有很多的条件,刚才张主任也讲了,需要很多的财务上的条件。我们研究政策自我反思还是需要一点的,我们自己从自己本身怎么样能做的更好。

我一直关注中国的政策,研究政策变化,我没有时间展开讲。我们经常犯的九个或者我们经常使用的九个廉价的方法论,九个毛病,阻碍了我们生产出有效的知识。我就把这九个东西,没有时间讲,列举一下,供大家讨论。

第一个,我们知识的道德化非常严重,我们做政策,它的可行性有没有,我们老是抢占道德制高点,我做的是道德的,为人民服务,但实际是不是这样,不去考虑。

第二知识权力化或者权力崇拜,有权力的人更多,有权力好像就有知识,我们所作的都是论证有权力人说的话,这也是一个问题。

第三,知识的金钱化或者金钱崇拜。我们衡量很多现在智库做的,能不能弄来钱,能弄来钱的就是好的,弄不来钱的,他就怀疑了,到底有没有价值。

第四是知识的名誉化,追求名誉,各个地方做智库,最希望领导能批示一下,那荣誉就有了,领导不批示,好像你的政策就没有价值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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