注册制如何走出襁褓 中介机构信誉很重要
注册制改革虽然令人向往，但困难不可低估，稍有不慎就会变成“大利空”。2月25日股市莫名暴跌6.4%，据说和注册制将在3月1日推出有关，以致证监会不得不在第二天一早出来辟谣。
推行注册制的一个重要前提是，金融机构要能够接过审查机构的棒，完成市场把关的重任，确保信息披露完备、真实。倘若信息披露不严格、不充分，少数资质不良的企业上市并演化成类似泛亚和e租宝的事件，反而会欲速不达，导致注册制改革的倒退。
也许是注意到了这样的风险，当前，证监会的态度积极中不乏谨慎。证监会的主要领导不止一次强调，注册制改革的实施“是一个渐进的过程，发行的价格和节奏不会一步放开”，注册制改革要“加强事中事后监管，通过监管制度的安排和严格的执法来保障发行人履行诚信的责任，中介机构履行把关的责任”。
这里面的要害是，发行人要“诚信”，中介机构要“把关”。对于资质良好的发行人来说，诚信不是问题，优质资质本来就是他们的“抵押品”。作为有产阶级，他们会谨慎行事，以免一夜回到解放前。对于它们而言，上市是为了“更上一层楼”，除非资质变坏、走投无路，不会胡作非为。可是对于资质不好的企业来说，诚信就只是个廉价的说辞了，上市对于它们来说，失去的只是锁链，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。
问题是，投资者事先并不了解企业的资质。从保护中小投资者的角度，我们不妨从严把关，先做“有罪推定”。各位看官不要以为这是笔者偏颇的“创意”，事实上，美国证券法就是这么规定的——一旦诉讼发生，举证的责任在被告而不是原告。
当然从严把关下，即便资质良好的企业，在上市过程中也要付出较高成本，比如佣金、会计费、律师费等等。但不妨将此看作维护市场健康运行必须付出的代价，是一种“必要的浪费”。否则，股市如骗局，大家都没得玩了。
对于资质不好的企业，一旦发现，必须重罚。目前我国的情况是，处罚太轻，不足以威慑潜在的造假者——造假获利的数量级是亿，而处罚的数量级是几十万，不到百分之一，根本起不到威慑的作用。比如说，花50万做个假账融资一个亿，即便抓住了罚款50万，总共成本也就100万，仍旧是一本万利，何乐不为？
相比较而言，美国对于欺诈的处罚严厉得多。上市公司的主要高管必须对公司财务报告的真实性负责，一旦财务报表被证实存在违规不实之处，将按证券欺诈被判处最高达25年的刑期，并处高额罚金。
这里不妨举个著名的例子。2002年，风光一时的安然公司涉嫌财务欺诈，丑闻曝光后，被美国证交会罚款5亿美元，股票从道琼斯指数除名并停止交易。“安然事件”后，公司多名高管入狱，CEO杰弗里？斯基林被判刑24年罚款4500万美元，财务欺诈策划者费斯托被判6年监禁外加2380万美元罚金，创始人肯尼思？莱虽因诉讼期间去世撤销刑事指控但仍被追讨1200万美元赔偿金。此外，安然投资者通过集体诉讼获得高达71.4亿美元的和解赔偿金。
发行人被罚，中介机构也难逃其咎。安然财务欺诈的帮凶安达信因妨碍司法公正被判“有罪”后破产，退出从事了89年的审计行业。从此，全球“五大”会计师事务所变成了“四大”(只剩下毕马威、安永、德勤和普华永道)。投资银行也未能独善其身，因涉嫌财务欺诈，花旗集团、摩根大通、美洲银行等被判向安然破产的受害者分别支付20亿、22亿和6900万美元的赔偿金，总额高达42亿6900万美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