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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策制定者要敬畏市场

专题:政策

在新年的第八个交易日,中国股市跌入2时代,8个交易日内三次暴跌5%以上,四次触发熔断,1月7日更是只进行了15分钟的交易就收市,创中国股市历史,可谓不是股灾胜似股灾。股市暴跌也带动亚洲和美欧股市大跌,后者创百年以来新年首周最差表现。

中国股市能起到如此作用,固然反映了中国股市乃至中国经济对全球的影响力,但也说明,当我们拥有这种影响力的时候,就要精心维护这种影响力,使它向好的方面发展。因为单就此次股市暴跌而言,它反映的其实是世界对中国股市和中国经济的信心不足,不看好中国经济在今年的增长,那么,这样的影响力就不值得夸耀。

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。开年股市的这种表现,确实也增加了人们对中国股市和中国经济的更多忧虑。促使股市开年首周暴跌的首要因素,要算人民币汇率的大幅下跌,被市场诟病的熔断机制也是因素之一,但它所起的更多是助跌作用,此外,大股东的减持和注册制的推行也放大了市场风险。然而,追根究本,深层原因还是中国经济的持续下滑,普遍的看法是,中国经济今年要比去年更难熬。人民币之所以不断贬值,资本之所以不断地流出,关键是人们对中国经济的预期不好。股市反映的也是预期,因此,股市开年下跌就是一个大概率事件。

如果从2014年下半年算起,中国经济进入下行通道已经是第三个年头了,世界经济危机的周期一般是10年才能走出危机,重新步向繁荣。中国这次经济下行,从时间上看,至少也要五六年。本来,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,我们的经济发展方式就已经难以为继,但当时为应对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,政府出台了4万亿强刺激政策,使中国经济免于像多数国家一样陷入困境,但这样一来也使得经济结构更加扭曲,矛盾进一步积累,加重了这轮结构调整的难度,延缓了调整时间。因此,从政府到民众,要做好过几年苦日子的准备。

目前的情况可以说又到了改革以来的一个关口。对政府而言,当然不能任由经济断崖式下滑,越是在关键期,越要强调政府有所为。但有所为不等于乱作为,要尊重客观规律,讲究实事求是,敬畏市场。做到这点自不容易,需要有高超的调控艺术,但首先在认识和态度上要谦卑。人最容易自满和高傲,总认为自己聪明,尤其是掌控权力者,一旦大权在握,自认为没有做不到的事情,很难听得进别人的意见或建议,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客观对象。

为什么要指出这点?因为无论是经济政策还是社会政策,抑或其他公共政策,它作用的对象是社会中的多数人,一旦政策失误,受损的就是这大多数人,政策失误越严重,损害也就越严重,这种事情多了,政策在人们心中的权威性也就大打折扣,或者荡然无存。所以,在制定政策时,不能有“交学费”的想法,“学费”交得太多,损害就不仅仅局限在经济或社会层面。在这方面,我们有太多的教训,眼下熔断机制的推出后又暂停就是一个。

熔断机制本是监管部门基于去年股灾教训,而推出的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,避免股市大幅波动的一个政策工具。这个愿望不可谓不好,但它被引进A股市场后,却反而起到助跌效应,事后来看,监管部门出现了三大失误:

一是时机不对,在推出熔断机制同时,没有做好相应的各方面准备。首先,对人民币汇率大跌可能触发股市大跌没有做出相应预案。如果考虑到这种情况,应该推迟出台时间,或者在快触及熔断时,国家队进场护盘避免触及熔断,但监管部门没有这样做。其次,对大小非解禁也没有起到足够的提醒和告知义务,等到事情发生后才匆忙延长大股东解禁时间。另外,在第一次触发熔断后的15分钟“冷静期”,监管和交易部门本该将各种可能引发大跌的因素,向投资者公布,但在两次“冷静期”,信息都是一片空白,显示监管者无所作为,由此导致恐惧加剧。二是没有考虑A股市场的散户特征。A股主要以散户投资者为主,其投资理念具有强烈的成长及动能倾向,熔断不能根本改变A股的波动特性。但奇怪的是,监管部门在考虑引进熔断机制时却没有想到这一点。三是熔断自身的设计有问题,主要是两个熔断阈值设计得过近。

按理说,上述三个失误,除第三点外,前两点是应该能够预见到的,这说明政策制定的粗心和粗糙。前证监会副主席把这归咎于监管部门没有人才,批评这几年监管部门的人才外流以及内耗导致人才危机。但严格而言,这其实没有说到点子上,因为从上述三点失误来看,并不需要多么优秀的人才就能避免。关键还是一个政策制定的公共环境问题,即政策制定要有公开辩论,要广纳善言,要有扎实调查,要尊重实际,敬畏市场,切不可任性,认为自己可以左右市场。

一个新事物的出台,出错难免,但像此前那样,代价也实在是太大了点。所以,监管当局应该从此次股市熔断中接受教训,以后不管出台什么样的政策或措施,都要把各种可能的情况考虑到,如果做不到在局部试错,最好先搞个沙盘推演。像熔断机制这种政策,完全可以在推出前,在模拟市场演练几次,就不难发现上述问题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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